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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徽宗花鸟画中的道教意识

2019/11/09 来源:松原汽车网

导读

传播:艺术品鉴赏 | 美术馆运营|名家访谈 | 艺术教育 | 拍卖|收藏宋徽宗 《五色鹦鹉图》局部 波士顿博物馆藏《五色鹦鹉图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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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徽宗花鸟画中的道教意识

宋徽宗 《五色鹦鹉图》局部 波士顿博物馆藏

《五色鹦鹉图》流传有绪,幅上的“天历之宝”玺表明它为元内府所有,明末归戴明说, 清初属宋犖,后入清乾隆、嘉庆皇帝内府,全卷为乾隆内府重裱。重裱时,徽宗的题诗被移到了前面,《石渠宝笈初编》卷二十六著录。尔后,赏赐恭亲王奕訢,辛亥革命后被其孙溥伟、溥儒等售予古董商,1925年为张允中在琉璃厂购得,他连题五跋,确认此系徽宗之作,考证其流传过程,并核对与《石渠宝笈》的记载无误。后为日本山本悌二郎购得,著录于其1931年刊印的《澄怀堂字画目录》中,2战后其后人售予波士顿美术馆。

宋徽宗花鸟画中的道教意识

宋徽宗花鸟画中的道教意识

该卷属于为国祈祷鸿运而作,以工笔的情势完成,显得郑重而热烈、喜庆,充分表达了画家的虔敬心情。绘画的表现手法十分工致而清新见笔,杏花用白粉填色。本图虽未用“生漆点睛”,但鸟目层次丰富,栩栩如生。赵佶在绘画构思方面的要求是画中应有诗意,并富有情趣。在画幅右边,有作者瘦金书题文和七律诗1首:

五色鹦鹉来自岭表。养之禁籞,驯服可爱。飞鸣自适,来往于园囿间。方中春繁杏遍开,翔翥其上,雅诧容与,自有一种态度。纵目观之,宛胜图画,因赋是诗焉。

天产乹臯比异禽,遐陬来贡九重深。

体全五色非凡质,惠吐夛言更好音。

飞翥似怜毛羽贵,徘徊如饱稻梁心。

缃膺绀趾诚端雅,为赋新篇步武吟。

幅上的题名只剩下“制”、“并”2字和残损的花押,根据《祥龙石图》卷、《瑞鹤图》卷后的款书规矩都作“御制御画并书”6字和花押“天下1人”,可以判定《五色鹦鹉图》卷破损的字为“御制御画并书”,押署“天下1人”,与《祥龙石图》卷、《瑞鹤图》卷一样,在“制”字处钤印“御书”(朱文)。

画中五色鹦鹉的双爪正攀在杏花枝上,鹦鹉与杏花是花鸟画中的固定搭配。杏花被道教视为“仙花”,常被用于道教吉语。神仙居住的地方有杏花,张籍《寻仙》:“溪头一径入青崖,处处仙居隔杏花。”杏花乃至还成为神仙的食品,《西京杂记》:“东海都尉于台,献杏一株,花杂五色,6出,云神仙所食。”“杏”在道家活动中有一定的象征意义,如杏坛为道家修炼处或道观,白居易《寻王道士药堂因有题赠诗》:“行行觅路缘松峤,步步寻花到杏坛。”唐建业卜者《题紫微观》:“昨日朝天过紫微,醮坛风冷杏花稀。”可见杏花在道教中的特殊意义。

正是由于杏花有道教仙花的地位,它成为了宋徽宗画作中常见的植物。仅就上文所列四件写意花鸟真迹中,就有两幅绘有杏花,而且均出现在画幅开头,即《四禽图》卷四段中的第一段“杏花山雀”,《写生珍禽图》卷10二段中的第一段“杏苑春声”。这两枝杏树上均绘有盛开的杏花,枝端还有数朵含苞待放,先用淡墨轻擦出枝干、花瓣形状,再覆以较浓墨,最后用浓墨点染枝干、部份花萼,层迭描绘,墨色丰富。对照现代植物学对杏花形态的描写:“花单生于杏树小枝端;花梗短或几无梗;花萼5裂,裂片三角状椭圆形,基部合生成筒状;花瓣5,白色或粉红色,阔椭圆形,长阔几相等”,可以看出画家惊人的写实能力。但与徽宗称赞的北宋赵昌所绘的《杏花图》相对照,可见他将胭脂万点、占尽枝头的繁密花朵实景作了疏简的艺术处理,枝干像他的瘦金书法一样瘦劲。工笔《五色鹦鹉图》中的杏花,明显接近于赵昌,花朵、树枝勾线细劲,更为形象生动,由于杏花在画幅上的重要性,此画又名《杏花鹦鹉图》。

“5”在《易繋词》中曰:“天数五,地数5。”“五色”为青黄赤白黑,五色意味着五个方位,依照道教的阴阳五行说,祭祀五谷之神的社稷坛里应摆放五色土,亦为青黄赤白黑,意味天下。画家笔下的“五色鹦鹉”基本上与社稷坛里的五色大体相同,如头顶、眼后为黑色,颈部上方为白色,背部和翅、尾、腿部为青色,也许是为避免与黄绢同色,鸟腹毛色为橘黄色。以此“五色”向诸朝臣表明此系“天产”、“异禽”、“非凡质”,乃“诚瑞雅”也,正如《宣和画谱》所云:“五行之精,粹于天地之间,阴阳1嘘而敷荣,一吸而揫敛,则葩华秀茂……而粉饰大化,文明天下,亦所以观众目,协和气焉。”不知是偶合,还是画家刻意所为,这只吉祥鹦鹉的毛色恰好与社稷坛供奉的五色土相近,它预示着国家社稷出现祥兆。

据北京动物园动物学家乔依伦先生的研究,现存与画中“五色鹦鹉”有关的是华丽吸蜜鹦鹉(Trichoglossus ornatus)类,属于鹦形目、鹦鹉科。它们生活于东南亚,其羽色鲜艳,主要以花粉、花朵、花蜜与果实为食品,鸟喙比一般鹦鹉略长,其身长25厘米,体重110克。鸟体为绿色,前额、头顶和耳羽上方为蓝色,耳羽下方红色;耳羽后方的颈部两侧有一条黄色的羽毛,头部后方为红色并带有深蓝滚边;喉咙和胸部为橘红色,每片羽毛均带有很宽的蓝黑色滚边;翅膀内侧覆羽黄色;尾巴内侧黄色,虹膜红色,鸟喙橘色。它们散布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、努沙登加拉群岛、西南群岛、摩鹿加群岛(马鲁古群岛)、帝汶岛等岛屿,生活在约1000米高的山林里,其生性活泼大胆,不惧人,叫声尖厉。

画中“五色鹦鹉”的造型和大小与华丽吸蜜鹦鹉相同,毛色的布局相近,但毛色有一些不同,当今中国仅存的七个鹦鹉品种没有华丽吸蜜鹦鹉,可见“五色鹦鹉”已不存在了,也许“五色鹦鹉”属于华丽吸蜜鹦鹉的近亲,它们远在东南亚一带。

鹦鹉在古代被视作为是有智慧的鸟,犹如徽宗所言,鹦鹉能“惠吐夛言”,系祥瑞之禽,徽宗称之为“瑞雅”。据幅上徽宗所题,画中的鹦鹉是来自遥远的“岭表”的供品,“岭表”即今广东、福建一带,唐代刘恂有《岭表录异》卷中说道:“容管廉白州产秦吉了,大约似鹦鹉嘴,脚皆红,两眼后夹,脑有黄肉冠。善效人言,语音雄大,分明于鹦鹉。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。或云容州有纯白者,俱未见之也。”可知岭表是盛产奇特鹦鹉的地方。大凡宋人见到此类祥物,总要记上一笔,如熙宁六七年间,一段姓商贾,养1鹦鹉,能诵李白宫词、心经,还能待客,1出狱的访客怜其被囚,将其放归,鹦鹉归林后,见有商旅之车,都要问及段二郎安否。

徽宗具有一定的观察力和表现力,捉住了鹦鹉登枝的独特方式(即前后各两只爪趾捉住树枝),但鹦鹉的嘴部画得还不够圆厚。徽宗的写实绘画出现失真的现象不止一次,例如他绘制《瑞鹤图》卷,在“政和壬辰(1112年)上元之次夕”,“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,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……感兹祥瑞”,故作画赋诗题字。鸟类专家指出画中的丹顶鹤出现了两个常识性的毛病:丹顶鹤的黑色长羽是长在翅膀外侧的却被画在鹤尾上,鹤不可能曲颈飞翔。想必当时群鹤在端门上空回旋时,徽宗未曾亲眼见到,只是在耳闻以后,图绘吉兆。徽宗的御题画《芙蓉锦鸡图》轴中的锦鸡,其腹部应当是白色而不是红色,均属于观察毛病而至。

北宋灭亡后,《五色鹦鹉图》卷在万幸中遇到不幸,在混战中被裹挟到了南宋临安(今浙江杭州),幅上赵佶的瘦金书题字已不完全了,细查破损处,完全是人为而至,究竟为何人所为?值得1探。

南宋早期,宋高宗自建元起就非常重视收藏散落在民间的历代字画,特别是徽宗所藏历代法书名画的着落,据吏部侍郎杨王休(1135-1200年)在庆元5年(1199年)所著《南宋馆阁续录》卷三载,当时已汇集了一千余幅历代绘画,到达了南宋字画收藏之盛。高宗在绍兴年间鉴定、装裱了一批字画,元代严密《齐东野语》、陶宗仪《辍耕录》卷2十三《字画装裱》和严密《思陵字画记》记叙了高宗收藏的十余件晋唐宋字画的装裱情势。与徽宗不同的是,高宗不直接参与字画鉴定,延请他人定夺。高宗在建炎四年(1129年),“驻跸钱塘,每获名踪卷轴,多令辨验”。辨验者就是画家马兴祖,高宗任用曹勋、宋贶、龙大渊、张俭、郑藻、刘琰、黄冕、魏茂实、任源等一批庸才主持内廷字画装裱事务,他们“品藻不高、目力苦短”,其勾当十分荒唐,大凡见到“古字画如有宣和御书题名,并行拆下不用。别令曹勋定验。别行撰写名作画目,进呈取旨”。“凡经先辈品题者尽皆拆去。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。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。其装裱裁制各有尺度。印识标题具有仪式。”即便是徽宗御笔,也不例外,徽宗有数件花鸟画就是这样被裁去了徽宗的题识和印玺。这是“绍兴裱”使人遗憾之处,客观上给今人鉴定徽宗书画制造了许多麻烦。高宗在晚年十分珍爱徽宗的画迹,“睿思殿有徽祖御画扇,绘事特为卓绝”,高宗“时持玩流涕,以起羹墙之悲”。但为时已晚,许多徽宗御笔的题字处已被破坏了。到了元代,画商们补上徽宗的伪款、印,以求善价,幸亏本图没有这些蛇足。

1127年,北宋灭亡,该图的作者赵佶连同宋廷的三千亲属、仆从和艺匠被金军押赴五国城(今黑龙江省依兰县),直到此时,他照旧是道袍裹身,头戴逍遥巾,自称是“流道”。有意味的是,他几近停止了此类绘画活动,只是书写一些他的自作诗,致力于寻求被释放的兆头。在万里北行的途中,赵佶又一次见到了烂缦的杏花,他百感交集,写下了《燕山亭·北行见杏花》:

裁剪冰绡,轻叠数重,淡著胭脂匀注。新样靓妆,艳溢香融,羞杀蕊珠宫女。易得凋零,更多少无情风雨。愁苦。问院落凄凉,几番春暮。

凭寄离恨重重,这双燕,何曾会人言语。天遥地远,万水千山,知他故宫何处。怎不思量,除梦里有时曾去。无据。和梦也,新来不做。

赵佶于绍兴5年(1135年)死于五国城。两年后,安问使何藓等还朝,南宋的高宗才得到父皇的死讯。无情的历史没有使这只“五色鹦鹉”给北宋带来吉兆,更何况徽宗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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